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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歌,无论坎坷与欢乐均是人生经历的五线谱上不可或缺的音符。

 
 
 

日志

 
 

“文革”期间知青歌曲的研究(节选五)  

2015-06-28 06:15:46|  分类: 北大荒情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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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知青歌曲的研究(节选)

来源:中国音乐史学网 作者:戴嘉枋 


四、对“知青歌”的钳禁


  
文革期间,除了革命歌曲和“样板戏”,对于咏唱包括中外抒情歌曲和“知青歌”的“黄歌”,是被作为“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严格禁止的。对此,在准军事化管理的生产建设兵团更是如此。史卫民在《歌喉引来的麻烦》中,记述了当时在生产建设兵团中,一些知青由于唱中外抒情歌曲导致的“麻烦”:“一首《敖包相会》,使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女战士不但五好战士没评上,还被扣上了‘爱唱小资味很浓的歌’的帽子,并受到如下的盘问:‘革命歌曲那么多,你为什么不唱?毛主席语录歌,你为什么不唱?’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十一团的歌唱者,更为此遭到毒打,并以‘唱黄色歌曲,麻痹人们神经,毒害贫下中农’的罪状告到团部。……甚至连电影《上甘岭》的插曲,也被视作地地道道的黄歌,敢公开唱者也会受到批评……”黑龙江兵团23团的一个连队,因有人唱《南京之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据一个知青回忆:“……就在这天早上,连长一巴掌重重地拍在桌上:‘这还了得,这是散布什么思想感情?这不是明摆着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春耕嘛!一定要查清楚!要开会批判!’……连长见到我,……严厉指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什么‘南京’的歌!要我代表全班对唱歌者进行批判,并给一天时间写稿子,后天批判大会上作重点发言。”他的文中还记述了在“批林批孔”期间,内蒙古兵团某连知青朱山,在五四青年节聚餐后,用小提琴拉了几十首中外名曲,最后以“送君送到大路旁”(指电影《怒潮》的插曲《送别》——笔者注)结尾,被一个听众写匿名信告到团政治部。但是幸运的是,他终于被通情达理的连长装傻充楞,举重若轻地化解掉了。

 

  文革期间为创作和传唱“知青歌”,在政治上受到惩罚最甚的,莫过于《南京之歌》的作者任毅。任毅是南京插队知识青年,原南京市第五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从小兴趣广泛,爱好艺术。1968年12月26日到江苏江浦县插队落户。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一群知青在任毅所在的知青户聚会,并一起唱了不少的歌。唱歌之后,任毅的同学唐又龙建议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当晚,他以1964年母校立志去新疆的毕业生创作的歌曲《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为基础,抱着吉他谱写下了《我的家乡》——后被人们改称《南京之歌》。这首歌立即不胫而走,迅速流传到了全国。1969年,《南京之歌》在原苏联对华广播的“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在攻击中国上山下乡的节目中被播放。一个月后,南京街头出现了批判该歌的大字报,称此歌“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因此引起了包括张春桥在内的中央主管意识形态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70年2月19日夜,任毅因此被逮捕。4月28日,他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并作为枪决死囚的陪绑上刑场“受教育”。同年8月3日,改判处有期徒刑10年。直至1979年任毅才获平反出狱。为了创作一首歌曲,几近送掉自己的生命,经受死刑“陪绑”的恐吓与精神折磨,最终坐了9年的牢,这恐怕在中外音乐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相传《从北京到延安》的作者也曾因此被捕入狱,但笔者未有确证。

 

  在音乐艺术上,“知青歌”无疑是文革前创作歌曲和民歌的双重承递。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知青歌”的广泛流传,原来被视为“流氓乐器”的吉他,成为了普遍的伴唱乐器,加上这一自弹自唱的基本形式,它不仅已具备了现代流行音乐的雏形,而且由此已产生了一个普遍的欣赏者社会基础。事实上,“知青歌”所具有的流行性、民间性、自娱性特点,正是现代流行音乐的特点,所以从中国流行音乐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知青歌”又是日后现代流行音乐的先声。据金兆钧了解,著名流行歌手韦唯就是在文革中,从她爱好吉他的舅舅和舅舅的同学那里初次接触到流行音乐的。

 

  文革时期的新民歌——“知青歌”,以其特有的哀歌悲吟,形成了对当时乌托邦式的“到处莺歌燕舞”的主流音乐的反叛。它的出现和存在,既是对于文革文化专制主义肆虐中音乐反映现实虚假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抗,也是知识青年以自身的情感体验,对于生活现实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批判。作为时代的“不协和”音,它在真实地反映了千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其间的生活感受和心路历程的同时,也给当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压抑灰暗的心理提供了得以宣泄的窗口,从而起到了极大的调节、平衡作用。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来加以观照,也完全可以把“知青歌”看作是当时病态社会音乐生活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平衡,它通过其特定的微弱和浅俗的方式,将“情感真实”这一音乐生命本应具备的特质进行了复归。由此,也为文革以后中国音乐脱离不惜以“高”、“硬”、“响”、“亮”粉饰现实,虚假、畸形、极端地为政治服务的发展路径,在社会音乐接受主体的层面上悄悄地做了心理准备。 


 
 

       本文原题《乌托邦里的哀歌——“文革”期间知青歌曲的研究》

      该文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艺术学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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